刘承宗的要求令杨鹤感到神奇。
这个人身居西海,居然知道红薯土豆。
杨鹤知道哪里有红薯土豆,北直隶的皇庄。
近几十年,不乏有官员力主推广这两种农作物,但推广并不顺利,它们的优势并不大,所以种植最多的地方只能是皇庄。
作为新传入的农作物,人们对它们的接受能力远不比玉米,玉米是好东西,可以作为麦子的替代品。
土豆和红薯的产量都挺高,一亩地出个二三百斤问题不大,但这俩的产量很虚、因为水分大,一个人吃八两白面能顶一天,但吃半斤红薯,撒泡尿又饿了,把自己噎死也吃不饱。
同时也因为水大,不易储存,最关键的阻碍还是社会结构……地主不认这玩意。
要交粮了,地主把官斗往大院一摆,佃户推着小车运来二十五石麦子,再送上两只活鸡,非常简单就能让地主婆心满意足,真懂事,明年地还佃给你。
人家把官斗往那一摆,佃户哐哐往里倒上二十五石红薯,不说会不会被地主打死,肯定能直接完成从佃户到失地流民的阶级变迁。
石是容积单位,一官斗能盛十七八斤小米,至多盛十一二斤红薯,它还不顶饿、不好储存,放着放着就坏了,做成粉一斤原粮出不到五两。
营养搭配随吃随有是达官贵人的事,早在隆庆年紫禁城的鹅灰池就有烧炭的蔬菜大棚,但佃户要考虑的是种一年粮食能不能吃一年。
想让这东西当主粮,能打八十斤麦子的烂地,种红薯土豆得出三百二十斤才划算;打二百斤麦子的肥地,种红薯土豆就得出八百斤才划算。
崇祯爷家里皇庄的地也打不出八百斤土豆子。
除非在太湖那种极其肥沃的田地种上两季,出個一两千斤也不是没可能,但那边种水稻精耕细作能出六百斤。
在太平年景,土豆、红薯最大的价值就是歇地。
连着种主粮或经济作物,耗尽地力,如果想让地歇着,就种豆子,豆子能养地;但若不想让地歇着,就种土豆,因为土豆不能养地但也不耗地力。
当然这两样东西的优势也显而易见,在生活水平极差的地方,饿归饿、吃了瘦归瘦,但它能吊住命。
归根结底,还是旱灾来得太急太快,没旱灾和流贼影响的地方,种植传统作物更划算,有旱灾和流民影响的地方,种啥都晚了。
杨鹤在心中做了一番计较,平心而论,刘狮子的三个要求,陕西的贸易、兰州不修堡子、找点红薯土豆,都属于对天下有好处的建议。
想到‘天下’,而非‘大明’,就说明刘承宗那套大明药丸的理论,深入人心。
搁三年前这事儿没人信,但放在这会,大明局势最坏的崇祯六年,杨鹤隐约信了。
不过这事儿对杨鹤影响不大,完不完蛋他都是一大把年纪的人,即使朝廷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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