懋第知道,他过来就做了人口普查,只是没往上报。
经过这几年的祸乱,眼下人口还剩十一万出头。
这里人口不少,但土地有个问题,上次丈清田亩,也是七十年前。
韩城靠近黄河,这七十年的时间里,黄河多次冲毁岸边田地,但田地毁了,赋税还要按照老规矩交。
这就导致韩城过去的赋税,每年都是空赔状态,就是说即使县官依照国法百分百完征,韩城老百姓依然倒欠国家银粮两千余石。
所以哪怕没有旱灾,沿河失去田地的村庄,还是要把这份粮交上。
解决问题说起来简单,丈地均粮。
可实际上丈不了,知县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外来户,有心无力。
在知县身边的、上面的、下面的,全是有错综复杂人际关系的本地人,都不愿意重新丈地。
只有沿河那些倒楣村子,总共万把号人想要丈地,可他们连饭都吃不饱了,怎么读书、怎么做买卖,怎么在县里拥有话语权?
这根本不是那些身上连一件完好衣裳都没有老幼病残,在黄河沿岸看见他就乌泱泱跪地磕头,就能把问题解决掉的。
那的确是一种震撼人心的强大力量,可当金光万丈的知县老爷回到县衙,左懋第依然是孤军奋战,没有人和他一条心。
左懋第没能力丈量土地,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当个赖子。
上任三年,年年打报告让朝廷免除过去欠税,这当然不可能免掉。
但是对左懋第来说无所谓了,他本来就不是个追求‘应该’怎么做的人。
就好像在这个并没有那么流行守孝的年代,明明有能力够水准,却自愿错过两次乡试一样,他向来只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。
朝廷要收的税,他收,有能力交税却想欠的,他追征,但没能力交税的,欠税了……欠着吧。
别人说你不催科,朝廷考校功绩的官员来了,你没有功绩,韩城就把你耽误了。
左懋第说那些人是真交不上税,即使我为了政绩派遣吏员催科拷打,也一样收不上税,反而害了人心和国家元气。
就算朝廷考功的官员不宽宥他,我心甘情愿。
所以左懋第的小小韩城,在他上任三年之后,欠了朝廷一万五千两。
他不光欠朝廷的,实际上自己的俸禄也搭给韩城了。
崇祯六年,全县受灾,他颁布捐俸劝赈法,自己带头捐了白银五十两的俸禄,一年白干。
随即走访全县二十八里排查,查出饿得奄奄一息者三千五百二十九人,在县中设立八个救济点,捱过一年寒冬。
到去年春季,饥民越来越多,指望捐俸劝导已经不能救助饥民了,便颁布各里赈各里法,要求县内二十八里各自赈济急需救济的乡邻饥民,一共五千二百人。
还有三百一十一个里甲不收的流浪汉,由县衙设粥厂赈济。
同时他又给全县饥民按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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